告別闊太生活

沒工作7個月、沒轉工5年多，明天踏上新戰場、新NEWSROOM，十分緊張，今晚一定有得震無得瞓。我從小到大都是緊張大師，無得救!

回想過去半年，我過着闊太般生活，每天睡至日上三竿，然後上學行街買菜，晚上讀書寫感想，閒時旅行，實在奢侈(兼頹廢)。在英國，每當陽光普照，我總會昂首深呼吸，跟自己說一句：「唔使做嘢，真幸福。」

返港的兩個月搵工期，我趁空檔多做運動、看電影音樂會、閱讀、深圳購物、跟朋友聚舊。今天是我蜜月期的最後一天，我做完GYM出了一身汗後，走在街頭微風在太陽下迎面吹來，我心想：「如果永遠也不用工作就好了。」噢，六合彩啊，我寧要你也不要嫁有錢佬，那怕你說我沒大志、沒出色，從此而後，我每天都會盼望你的降臨。

不過，做到自己喜歡的工作，也是多麼幸運，我真不應該這樣大貪。好，明天，死就死啦!

插曲一段：看《禮儀師奏鳴曲》，全場不斷用紙巾抹淚，很久沒在電影院流淚了，電影情節令人想到父母終有一天會離開自己，很感人的，這幾天還是不斷想着內容，建議大家入場盡情流淚發洩。

Frost/Nixon：記者/名人

當記者的留意，Frost/Nixon是很值得一看的電影，內容有關英國名嘴David Frost，在美國尼克遜總統辭職落台後，如何透過訪問迫使尼克遜在鏡頭前向公眾承認錯誤，真人真事。Frost不是記者出身，而且訪問涉及的checkbook journalism存道德質疑，電影的重點，是表述Frost和Nixon之間的博奕張力 - 尼克遜希望透過訪問，洗脫負面形象欲在政壇重出江湖；Frost與其說他希望為美國人討回公道，更真實的似乎是他希望博得名成利就。結局當然是Frost勝出，而他訪問尼克遜的一幕的確令他名留青史。

看罷電影，我腦海突然想起小時看過的一個訪問：八九六四事件後，三色台記者訪問時任中國總理李鵬。那個訪問，大概沒有什麼人記得內容，但那位記者的笑容，卻引來當年不少社會人士的質疑概嘆。

Frost在迫使尼克遜認錯時，是沒有笑容的，更沒有靠着座位背。他用凌厲自信的目光，將身體傾前，咄咄逼人咬着不放，發出一個又一個尖銳的提問，令對方沒有喘息思考的空間，尼克遜大概抵受不住他的窮追猛打，就在那千鈞一髮，道出真心話。

記者訪問名人時，很多時都被對方的陣勢壓倒，基於各種利益考慮不敢提出具批判性的質問。我曾在訪問中向某傳媒名人連珠爆發，結果被他寸過片甲不留，我被他的發難嚇得語塞無從反擊。今天，如果再遇上他，我一定不會再亂陣腳，因為我終於明白：你發難更好，好讓我看到你的真面目。

在名人跟前，記者常作不必要的自我矮化，卻忘記了記者的地位根本就跟名人同等。記者身負民主社會賦予的第四權力，監察名人在社會的一舉一動是否合乎公眾利益。一個不懂向名人提出質疑的，根本就不是一個記者，大概只是個清談婦女專欄的鱔稿主筆。很不幸，香港的記者，很多時都落入了鱔稿圈套，尤其財經版的一眾。

Frost/Nixon這電影，讓傳媒工作者反思我們的良心。假若當日Frost以清談式節目來訪問尼克遜，尼克遜贏了公關戰，美國人引以為傲的民選總統制度，可能從此蒙羞。幸而Frost臨崖勒馬，知道訪問尼克遜的結局不是你死便是我亡，結果他贏了，一夕間成為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偶像，也忘記他的本質是個虛偽的英國人。

PS:　看罷電影，想起沒工作半年，下周再踏進Newsroom，突然手心冒汗，緊張不已。

難忍沒禮貌

返港後，發現自己更愛香港這個家，畢竟在彼邦當了minority太久，唯一難再忍受，是香港人的沒禮貌行徑。

滿頭白髮的老媽，前日跟我說了一個故事：「那天我乘地鐵，站了很久，然後有個操普通話的女人讓位給我說：『我其實一早想讓位給你，但見香港人沒有讓位的文化，便有點不好意思。在大陸，我們見到阿婆，一定會讓位的。』」

地鐵是觀摩港人眾生相的窗口，那天我在太古站，遇上一個西裝骨骨的男子，碰上了尷尬的「你行左，我又行左；你行加右，我又行右。」的場面。我說了聲對不起，那男子給我回了句：「JIP!」。(如果我是靚女，可能不會落得這個下場？) 我笑了笑，想起在外國遇上這場面，通常都是大家一起說聲oops, sorry，然後對望笑笑沒事。

打扮光鮮的港男港女，其內在的禮貌修養，很多時都表裏不一。在人來人往的中環銅鑼灣，踩腳撞膊後高傲地行過一句對不起也不說的，就是這些自以為是的專業人士。我在商場見到一推着嬰兒車的母親欲上幾級樓梯，在我跟前的數個西裝男子只作視而不見沒有出手，母親打算自己來捧起嬰兒車，我不忍心幫了一把。

當街剪指甲是我最討厭的，還有不替人推門當後來人透明的自私舉操，都是香港獨有超級沒禮貌之經典。只是香港人去到外國，又會突然間Thank you前、Thank you後。勢利，是好無禮貌、好無品的，香港人，明乎？

與柏林戀愛 - 遊記之二

愛上德國柏林，是因為很佩服德國人面對歷史的胸襟和勇氣。

柏林的大街小巷，都有一種很沉重的歷史感，香港人大多受不了，但我卻很想追尋揭開它的一段段往事。我遊歷柏林時，碰上二戰集中營解放紀念日，國家機關全部下半旗致哀。由國會大樓步行5分鐘，那個如中環般的心臟地段，建了一個紀念二戰大屠殺的紀念碑 - 那不是一個大大的標誌銅像，紐約建築藝術家Peter Eisenman，設計了2711個灰色的立方體，散落在地段的不同角落。在立方體中間前行，就如走進了墳墓，讓遊人在藝術中，領會那段黑暗歷史的殘酷與無情。

柏林到處都是藝術與歷史的mix & match，猶太人博物館其中一室的設計故意加入涼氣，令人不寒而慄。博物館是德國人用來肯定猶太人的成就、否定希特拉的「低等民族」之說。希特拉當年殘虐猶太人的罪行徹底曝光，德國人今天用「暴君」一詞來形容當日的國家元首。博物館字裏行間的描述，看得出德國人因為當年的暴行，至今仍不能昂首闊步。博物館的商店，沒有納粹紀念品、希特拉肖像出售，看得出德國人很認真、很嚴肅的對待歷史，不像新中國的A貨市場，到處兜售文革紅色物品和毛主席紀念章，令人質疑：文革的傷痛，在經濟騰飛的新中國，又再有幾多人認真思索？

柏林另一段歷史回憶，就是東西德分隔至統一的階段。冷戰時期共產統治下的東德人，出盡法寶越過圍牆，有人挖地下隧道、用降幅傘、汽車裝暗格。我最佩服的，是一名西德男子，欲接回東德的女友同聚，先在西德結識一名貌似其女友的女子，假裝跟她相愛帶她到東德旅行。其後男人在酒店盜取「假女友」的證件，交予他真正女友用以過關，結果兩人成功返回西德團聚，卻可憐那名「假女友」被騙財騙色。在一個又一個的逃亡故事中，我們看到人性掙扎求存的勇敢、創意和堅定。

柏林圍牆倒下的一幕，觸動全球人心，尤其那是在八九六四之後，德國在沒流過一滴血下體現了和平民主。在柏林圍牆倒下20年，來到柏林，心情是有點激動的。後來有德國人告訴我，20年後的今天，他們着眼的，已不再是那道激情，而是如何擺脫20年來也消滅不了的那道東西德經濟鴻溝。

因為二戰，德國人世世代代背負沉重的歷史包袱，心胸狹窄的人，只會批評他們是殺人民族；心胸廣闊的，自會懂得欣賞他們面對歷史的正面看待態度。尊重歷史，不是很多國家能夠做到，看看日本，還有它那討厭的靖國神社。下次到東京，走進靖國神社的博物館看看，便會明白。

瑞士與港女 - 遊記之一

返港前夕，遊歷歐洲1個月，先後到法國巴黎、荷蘭阿姆斯特丹、瑞士及德國。最討厭的，出乎意料竟是香港人最愛的瑞士；最愛的，竟又是香港人嘆悶的德國柏林。

旅行追尋的是很Subjective的感覺，人大了，旅行於我來說，不單只是「嘩，好靚」、「嘩，好玩好抵買」，而是追逐與另一個國家人民的緣份。說得具體點，旅行就是深入體會異國的風土人情、歷史文化，呼吸另一個國度的生活氣味。

不喜歡瑞士，因為我在紅白的十字旗下，找不着什麼歷史底蘊。瑞士在過去的世紀中，因為「中立國」的定位，沒經歷戰火洗禮，戰後更是刻意與歐美各國保持距離，至今仍非歐盟成員國，加入聯合國也是2002年的事。瑞士的中立角色，令它沒有什麼鮮明具體的性格立場，也欠經練風霜。不論是首都伯恩、抑或日內瓦蘇黎世，都沒有一家辦得出色的博物館。國家歷史文化博物館的展品表述鬆散、沒有明確主題、章法混亂，令付出10歐元的遊客失望而回。

瑞士中立國角色的最大益處，是令國內經濟在戰後持續蓬勃，這是瑞士銀行業名震國際的原因。正因為金融業成為國家的導航，國內物價指數繼而不斷攀升，比起全球其他地區，瑞士的物價至今已昂貴至不合理的水平。以著名的BIG MAC指數來度量，一個麥記套餐平均80至90港元，較倫敦的60至70港元還要昂貴。遊客要登上著名景點少女峰，須付1500港元，那是一個令人肉赤的價錢，但來到了，也唯有忍痛被宰。

瑞士是個沒有乞丐的國家。它也沒有一種獨特的語言、出名的佳餚菜色。它聞名的，是數十萬元一隻的手錶、冷冰冰的軍刀，比較具生活氣息的，是它的巧克力，平的貴的都很好吃。它的湖泊山景的確很美。在湖邊過着悠閒生活的瑞士人，對你永遠不會太熱情。

我忽發奇想：香港人喜歡瑞士，難道因為覺得它具「港女」的影子？外表漂亮、打扮光鮮、物質主義？但我卻討厭它沒有內涵、沒有性格、沒有經歷風霜。

記得我臨出發前，我的多名英國同學知道我要到瑞士，立即質問：「為什麼要去瑞士？又貴又沒東西看？」我答：「香港人多說是個漂亮地方。」如今我明白了，這次真後悔沒聽英國佬的話。

Miss，早晨

我決定再寫BLOG! 原因？要訓練思考文筆。但在此聲明，這個BLOG只供我的朋友看，若你不是我的朋友，對不起，沒什麼跟你分享。

從英國回港1個月，搵工同時做兼職過日神，其中一份工作，是當小學代課老師。

我任教的是一家專供少數族裔讀的小學，每天踏進校門，一群朱古力小豆丁便會主動走過來打招呼：「Good morning Miss。」他們很Hyper、很搗蛋、很頑皮，具所有小朋友的天性。這兒甚少架着厚眼鏡的小人兒，「老積」這個香港專用詞完全用不上來形容他們。

我代教的小二甲班，從其他老師口中得知，是全校最難攪的一班，學生總愛不停說話，嘈吵得很。校方為了收拾學生，固意將班房設在校長室旁邊，以為有校長巡邏可起下馬威，但據聞效用甚微。我做足心理準備，以班主任姿態迎戰。

行入課室，自我介紹一輪，學生對我很好奇，安靜了５分鐘後，聲音便從四方八面傳入我的耳朵。我唯有說：「children, please keep quiet。」沒有什麼人理會，我忙着點名、收功課，心想：「嘈便嘈吧，又不是拆天，反正愛說話是小朋友的天性，由得你們。」

中文課，我在堂上跟他們溫習詞語，默書的過程學生非常安靜合作，默完齊齊大叫：「Easy。」我被小孩的天真率性逗得哈哈大笑，便跟他們笑道：「好啦，邊個取得１００分就有貼紙。」小孩立即起哄跟我討價還價：「９５分都應該有。」人人你一句我一句，班房頓時吵鬧起來，就在此時，校長在門外經過，狠狠的把我看了一眼。

小息時，校長來教員室跟我說：「不可以讓學生嘈的，秩序是很重要你知道嗎？你再讓學生嘈的話，我想我要找另一位代課老師。」我笑笑，不置可否。此時，耳朵傳來訓導主任在操場上，拿着米高峰大聲咆哮：「Children, no running!」我的腦海閃過：Running，究竟何罪之有？

因為校長的話，翌日上課我帶着沉重壓力，被炒事小，連累介紹我入職的舊同學事大，於是唯有扭曲個性和面容，一入班房便將自己變成潑婦，有事沒事大駡一輪（就如那家學校的大部分老師一樣）。學生見我變成瘋婦，嚇得不敢作聲，校長在這時經過，見鴉雀無聲，其後「讚賞」了我一句：「今天很好，謝謝你。」原來，「好老師」的定義，是把學生收拾得貼貼服服。

午飯時，我一個人走在校園，看見學生被罰在班房，在老師看管下一聲不響吃飯，我想起監獄風雲；另一個班房的老師，高聲尖叫大駡某學生沒交功課不守時不斷說話KEEP RUNNING，突然間，我發現自己從未如此討厭過學校。我發足奔往下層，在那個沒有老師看守的班房裏，學生們嘻嘻哈哈走來問我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「我請你吃一件CHAPATI？」就這樣，我吃了平生首件用報紙包着，滿布油墨的CHAPATI，那是我代課一周，最開心的一刻。

我年少時，是小學班長、老師愛將，因為我守校規，老師說一我不會道二、功課永遠交齊、努力讀書。我曾自以為得老師的寵愛，長大後就多麼叻、多麼成功，直至我出來社會做事，我才發現，一個太守規矩的人，就等同沒有創意、欠獨立思考、膽識和冒險精神。這是我我當了記者之後才明白的，因為我的上司曾說：「你的缺點就是太乖了。」

為什麼我們的教育制度，就旨在訓練一個乖乖的yes man，而非一個有批判思想、獨立思考、明辨是非能力的賢才？教育的崇高理念，為什麼不是因才施教，而是倒模鑄造機器？

香港的教育制度，實在很失敗。教育界的所謂「精英」，沒有因應學生的天性、才能、資質而讓他們成才，反之只會將中國人的規矩框框，僵化地、不經思索地、落伍地套用在所有學生身上。難道教育的理想，就只狹義的等同No Running？小朋友長大後，難得就只記得小學生活是No Running，而不是開開心心、自由自在地在午飯時間跟朋友仔吃飯？亳無包袱地在操場上飛舞奔馳？

我並非否定紀律的重要，但香港的教育工作者，何不停下來深思一下　－　何謂矯枉過正？何謂教育理念？何謂校園生活？何謂教育使命？

人生最開心，就是在學校的十多載！我不會忘記，小息時跳橡筋繩、打尖買紫菜、跳飛機跌倒的愉快歲月。如果，當年我懂得反叛，或許我的校園生活，會如一幅狂放的潑墨畫般，更多姿多采。